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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蒋教学体系致人物画风格单调

时间:2018-09-06  来源:互联网

蒋兆和 《流民图》 (局部)   回望20世纪中国画史,人物、山水、花鸟三大画科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,其中,最显著的当推人物画。而这一变革的基础,是由徐悲鸿倡导的写实主义及其后经蒋兆和发展而成的“徐蒋体系”奠定的。由此也引发了争议:一方面,借用西方古典写实法改造中国人物画,使得画家的造型能力大为增强;另一方面,写实精神又似乎远离了传统所推崇的“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”。那么,究竟应该如何看待“徐蒋体系”对中国画、尤其是人物画的改造?“徐蒋体系”一家独大是否导致了画坛风格的单调?且听业界专家们的深入剖析。   正  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、著名批评家 刘骁纯——   美术教育应突破“徐蒋体系”的一元格局   在我看来,当年徐悲鸿选择引入西方写实艺术改造中国画,是好事;后来,“徐蒋体系”一家独大主宰艺坛,就难免会造成消极影响。   上世纪初,为什么徐悲鸿等人会从西方引入写实主义呢?当时,西方艺术界已经从印象派、后印象派开始跨入到现代艺术,而中国一直就有写意传统,也发展到了极高的程度。因此,从艺术自身发展而言,写实似乎是有悖潮流的东西。但艺术又是很复杂的:并非写意就一定比写实高级。另外,从写实到写意,从古典到现代,是一个大过程,而这种自律的大过程,往往是在非自律的迂回曲折中实现的。所以,徐悲鸿用写实主义来改造中国画,在当时确实有积极意义。   中国的写意艺术发展到清代,文人画、写意画已经被官方化了,统领画坛的一大批人物,像“四王”、“后四王”,他们的创作都已经僵化,不再注意山水、自然,只是一味地摹古、临古,这使得主流中国画走向衰落。当时一些海派艺术家,从徐渭一脉下来,赵之谦、虚谷,一直到吴昌硕、齐白石,努力发展花木大写意,这给中国画开辟了一条新的生路。而徐悲鸿提出学习西方、师法自然,用西方古典写实主义来改造中国画,也具有重新激活的作用。彼时,徐悲鸿选择了写实主义,林风眠引入了印象主义,齐白石等人又发展了大写意,整个中国画坛形成了很好的格局。但后来,“徐蒋体系”在美术界独居庙堂之高,问题就出来了。   开始,是抗战时期的宣传需要写实艺术;新中国成立后,由于文化艺术方针基本从前苏联套用而来,强调现实主义,这样“徐蒋体系”逐渐就变成“独尊儒术”的味道了,其他的发展不了了:林风眠的路子受到冷落、忽视;成就特别高的黄宾虹就一直受压制,其作品甚至被批为形式主义;而齐白石之所以能够被认可,是因为他的写意里有很强的写实因素,但他画得非常好的大写意,也没有获得较高的评价。以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,中国人物画基本都在“徐蒋体系”包拢之下。当然,这也不是写实的错,而是艺术家没有去充分拓展、开辟写实中的新路子。   今天,我们的美术教育体系,仍然没有脱离这一思路,学生进美院,必须经由“徐蒋体系”这一套严格的训练。好在现在的美术学院越来越开放,今年的全国美展也增加了实验艺术这一块,都在想办法突破一元格局,虽然离真正的多元格局还比较远,但毕竟让人看到了曙光。  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 王孟奇——   缺少传神达意 精准造型也无意义   中国画一向是不讲造型的。中国传统学说中只讲传神,在我看来,传神是更精辟的说法——传神的形必然是艺术的形。任何形如果做不到传神达意,再精准对艺术而言也没有意义。   至于“徐蒋体系”,自然有其价值。徐悲鸿、蒋兆和等人进行某种探索,或力图对中国画进行改造,是很正常的、应该被允许的事情。但如果一种美术体系变成唯一的、引领式的,乃至于统治性的体系,那对艺术的发展而言就不太妙了,甚至会妨碍中国画的进步。   就我个人而言,肯定多少也受到过“徐蒋体系”的影响。在自己的初学阶段,完全出于对美术盲目爱好的情况下,进行写实训练是很正常的。只是,任何学习,不管是学西方还是学传统,个人的精神永远不能被磨灭,任何学习的最终目的,在于表达个人的东西。后来,我在江南一带上学、任教、生活,这里的传统文化底蕴深厚,给了我深刻的影响,特别是自己看的书多了,思考能力加强了,有了更个人化的判断力后,发现传统文化中其实有着非常高明的东西,也就更多地从传统中汲取、学习。   当然,艺术家也要拥有健康的文化心态,艺术毕竟是很个人化的事情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和选择,没必要随便质疑、斥责别人。   反  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、“后岭南画派”创始人: 黄一瀚——   有了写实功底 更懂变形妙理   在我看来,“徐蒋体系”提供了一套科学的、扎实的写实训练方法,使得中国画家,尤其是中国人物画家,不仅能够造型准确,更能够掌握变形的妙理。   我们先从梳理中国画的发展史入手,来看看“徐蒋体系”出现的历史背景:中国绘画自出现开始,到元明清时期,可以说始终都是民间自发形成的,没有一套科学的体系为指导。因此,无论山水、花鸟、人物都不提倡写实,都强调艺术家通过对自然的观察而后以自我的心志去表达。所以,大部分的中国画,尤其是人物画都画得不够精准,属于自然变形。而且,虽说“传神写照尽在阿堵之间”,但由于人物的眼睛、嘴巴,都是用两根线一勾了事,无法深入刻画人物表情,更多是通过笔墨的一气呵成来传达神韵。到了清代末年,无论是任伯年、齐白石还是丰子恺,他们的人物画仍然只是模仿传统,任伯年应该算是在笔墨上有所革新了,但他的造型延续的还是文人画。我想,当年徐悲鸿一定是深切体会到了这一点,意识到中国绘画发展至此已经难以突破,因此力图用西方的素描、写实经验来弥补中国人物画造型的严重不足,这是对中国人物画概念化、程式化的反叛,打开了中国画与世界连接的一扇门。就脉络上看,从徐悲鸿、蒋兆和到杨之光,三代人一脉相承,历经几十年终于成功地将中国人物画改造成为今天的样子。在这过程中诞生了《田横五百士》、《流民图》和《矿山新兵》等传世的不朽代表性作品。   事实上,如果没有这样一套体系,中国传统文人画自行发展,在小变形、小表现上继续往下走,最多也就能达到表现小抽象,是无法进入到立体主义的,因为立体主义需要有素描功底。像毕加索的作品,外行的人以为就是一味地变形,懂得世界美术史的人就知道,他的素描功底非常扎实。其实,从文艺复兴开始,西方的写实就不是简单地复制对象、追求形准,无论是米开朗基罗还是拉斐尔,他们的写实都是一种以自我表现为出发点的写实。所以,“徐蒋体系”虽然补上的是素描、写实的功课,但这条线索所能提供给中国人物画的天地,远比文人画自身的发展广阔得多。   就说今天在中国人物画上取得突出成就的画家,哪一个不是在学院接受过“徐蒋体系”的训练?譬如大家常常提及的当代新水墨F4,都能画一手好素描,我自己也是在杨之光老师严格训练的基础上进行扬弃和创造的;再说“新文人画”的代表朱新建,他在南京艺术学院所接受的也是写实训练,不照样把文人画往前推进了一步?大家并没有因为经过学院严格的素描、造型训练而失去自我的个性,相反,这一科学系统的训练,使得艺术家对如何变形有了更深刻的认知,更自由地进行把控和发挥。   今天,中国八大美院的教育继续沿用“徐蒋体系”,我认为是符合世界艺术潮流的。在教学中我还发现,有些学生无法做到写实,只能走漫画路线,可知,写实功底要比变形来得更艰难、更苛刻。当然,也应该允许这些学生从自身的天赋出发去发展。毕竟,艺术是多元的。 徐悲鸿 《仕女》 任伯年 《神婴图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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